王春法：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科技与社会 ——科协组织的使命

　　在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规模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超过8200美元，进入了以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紧迫而现实的严峻挑战。与此相适应，科技与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中国科技界必须担负起来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有所作为。
　　一、深刻认识、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科技与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存在着多个观察和思考的维度与界面，包括产业及企业界面、社会公众界面、政策制定者界面以及科学共同体界面等。其中，在产业与企业界面，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表现为科技知识由院所向企业的单向流动；在社会公众界面，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科技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普及活动，表现为科技知识由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社会公众的单向流动；在政策制定者界面，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科技知识以决策咨询的形式由科技工作者向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单向流动；在科学共同体界面，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又可以细分为两个界面，一是社会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内的整个社会对科技界的看法与期待；一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主要表现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认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几乎所有这些界面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科技创新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对《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等。与此相适应，企业也更多地把资金投向研究开发活动，企业R&D支出在全社会的占比达到78%左右。

　　图1.1989-2015年全国R&D支出情况

　　图2 1991-2015年科技人员占比

　　图3 1991-2014年每千位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

　　图4 1991-2015年R&D人员全时当量

　　图5 1995-2015政府与企业R&D支出占比

　　二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大幅度放大，科技界的话语权提升。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成功科技型企业家的示范效应影响下，各地纷纷制定各种有利条件和制度引进科技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也纷纷在异地成立分支机构，青岛、深圳成为得风气之先者。引进一个人、建立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千人计划不断扩大。科技界的职业声望依然保持领先，科学家的社会公信力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在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问计于科技专家，而科技专家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政府部门的座上客，各地的专家联系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等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在参与政策制定上，《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部门规章分别从国家科技计划的设立、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以及公众参与科技重大决策等方面对强化专家咨询和鼓励公众参与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政府公共机构和机制层面，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咨询部门和机构，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科技决策咨询机制。英国政府设有首席科学顾问，为首相提供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咨询，负责协调英国科学创新政策，主持科技委员会，领导政府科学办公室。在社会机构层面，发达国家很多着名的科技组织和思想库，如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和兰德公司等，都承担着决策咨询的职能，在国家科技决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图6纳入科技咨询的决策流程（英国）

　　三是社会公众对科技界的兴趣上升，希望了解科技进展、参与科技决策。随着社会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态度以及参与程度的普遍提高，公众与科技界的关系开始从“理解”范式向“参与”范式转变。社会公众关注的科技议题明显增多，对科技界的关注的热情持续升温，科技馆的快速发展和参观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社会公众对科技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出现快速大幅度提高。与此相适应，社会公众的科学态度更加理性，对科技成果及其应用的质疑和不信任现象时有出现，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带着期待与挑剔的双重目光来观察关注科技界。为了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迫切需要提高科技界面向社会公众解释和传播相关科技创新进展的信度和效度，科普活动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四是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达到空前的强度，社会公众强烈要求参与到科学决策之中。社会公众对科技相关的重大决策和项目越来越关注，对PX项目的误解、核电站的选址争议，对撞机的讨论，以及科研经费使用的质疑讨论等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众从对科技成果应用等科技创新后端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科技发展方向等前端的关注，科技界有责任也有义务面向社会公众解答“科技到底会给公众带来什么?”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参与科技创新全过程的渠道结构日趋多元，也为公众参与科技相关决策提供了技术平台与文化基础。大型对撞机事件的争议、韩春雨事件的持续发酵、褚健事业的社会关注等，都反映了建设良好科学文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是科技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新常态下科技创新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都将科技创新作为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环节,科学技术交流同行的范围由一国之内扩大到了全球范围，创新群体合作界面的复杂化，国际合作、跨界合作、跨组织合作等多元合作网格形成；科研基础设施成本的增加，需要引入科技投入机制的复杂化；科研人才的高度流动，跨国、跨地区、跨机构流动持续增速。这些科研组织方式的新常态为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有潜在的挑战。从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模式1’转变为以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模式2’愈加多元化的创新主体，并催生新的组织形式，如产学研合作促成了MIT创业型大学将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研发实验室等相互合作的独特的交互式创新模式。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科技界奋发增加科技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实现双中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供求失衡导致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因素成为最大制约，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即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突出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低端和无效产能过剩、房地产行业库存大幅增加、非金融企业负债和成本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高端供给还存在“短板”等，说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民众千里迢迢跑到海外去购买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消费品，典型地反映了国内制造业供给和消费者需求的错配。在新能源、新材料、风电、多晶硅、锂电池等新兴领域的基础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关键材料等，有80%仍然依靠进口。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这个宏观经济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创新。总书记强调“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 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当前，制约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的突出障碍是微观主体活力不足，原因则在于政府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科研教育体制、市场机制、企业体制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创新活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大限度调动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保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无论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意义都在于此。
　　其三，科技界在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方面责无旁贷。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所以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主创新上。但是，面向未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最难掌控、但也是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究竟哪些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战略必争领域，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了自己的战略判断。科技界要自觉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消费升级方向和供给侧短板，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创造新供给、打造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催生新需求，把创新潜力转化成创造新供给的强大动力，集中突破核心关键新技术，提高供给体系“技术含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其四，科研成果要走出实验室，创造经济价值，就是总书记说的创新要实。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进步有目共睹。现在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外源性向内生性转变，过去三十多年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实现了“三跑”并存的大好局面。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科技创新活动不能只以产生科研成果为目标，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科研成果要走出实验室，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最大化地创造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技术价值。正如总书记所说，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其五，科技人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宏观数据看，我国科技产出成果非常显着。我国的R&D人员2015年已超过535万，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R&D经费超过2100亿美元（14220亿元），R&D投入强度提高到2.10%；万名科研人员的科技论文数提高到2014年的1643篇，SCI论文数量以及2010年以来发表的SCI论文累计被引次数均居世界第2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居世界第1和第2位；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中国科技在全球的地位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从相对效果来看，科技竞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不突出，我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仅位列第18位，人均研发经费只有5万余美元，居世界第7位。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的科技成果还未能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广大科研工作者要到企业、到农村、到创新创业第一线，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科技难题，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图7 2000-2015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万项）

　　图8 2005-2014论文发表情况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科协组织如何发挥作用
　　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始终是科技与社会界面上的活跃要素，它既不是纯粹的科研机构，又通过活跃的学术交流等在科研体系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也不是政府机构，但又通过推动科技知识的社会流动而在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科协章程称之为国家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方案》称它是团结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面向科技工作者提供互益类公共服务产品，助推一流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主要依托专职研究机构与人员、学会、刊物三大要素构成，没有一流学会就没有一流学科，没有一流刊物也没有一流学科，三大要素中科协负责其二，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面向科技工作者提供互益类科技产品是学会的主要工作职能，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高度增强学术会议、科技期刊在创新启迪和知识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引导科技界关注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板领域，发挥科协组织的桥梁枢纽作用。
　　二是面向社会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按照中央批准的《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科协组织是面向社会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大体说来，这种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一是面向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产品，包括学术会议、科技期刊、人才举荐等；二是面向企业提供的科技咨询服务产品，包括技术咨询、项目论证、成果转化等；三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科普服务产品，包括科普报告、科普产品等；四是面向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包括决策咨询、第三方评估等。这就要求科协积极搭建创新争先平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创新创业服务宽广舞台；积极进军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推动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在科技评估、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制定、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职能领域发挥关键独特服务。
　　三是加强对科技界引领，营造良好科学文化软环境。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思想引领，以学会党建工作为着力点，增强党组织在科技界的凝聚力，提升科协组织向心力。以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为主要抓手，围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开展活动，塑造科技界良好形象。定期开展学术环境评估，倡导科学精神与学术诚信，营造有利于科学创新的软环境，充分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培育科学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