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科学 不哲学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这是多方的共识，在政府、产业界和科学界不断被提及。然而，对于哲学及以其为代表的人文（以下简称“哲学—人文”）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革命及其相应的工业革命引发的冲击不能简单以“颠覆性”描绘，更多的是“覆巢之祸”。
　　哲学—人文是人理解人本身与周边环境的知识和方法，它可能不是根本性的、本质性的或深层次的，但一定是独特的。这与近代科学以来追求“普遍性”“客观性”是矛盾的。
　　今天，人工智能科技已经触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边界。除了可能引发常规的失业问题或社会动荡问题之外，人们开始忧虑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人类命运的担忧，动摇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地位。试想，机器人会把自然人的哲学及以其为代表的人文思想和文明作为自己“机文”的主体吗？显然不会。对于机器人而言，人的哲学—人文研究顶多是作为故纸堆中的“人话传说”。按照这个思路往前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下简称“智能革命”）很可能掀翻打碎现有的哲学—人文体系，引发“覆巢之祸”。因此，能否保有某些“完卵”——哲学—人文的种子——变得格外重要。
　　如果哲学—人文远离智能科技甚至批判智能科技，都将制造哲学—人文与智能科技之间的对立甚至冲突。如果我们要保有某些哲学及人文的种子，选择合作竞争远比对立冲突有效。因此，哲学—人文研究主动与智能科技实施“大跨度文理交叉研究”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在过去十多年间，哲学—人文积极开展了“大跨度文理交叉研究”，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虽然说有外部环境因素干扰，主要因素还是“文理交叉”的特殊性——“大跨度”。由于文理交叉研究是“大跨度”性质，导致能够支撑交叉研究的抓手偏少，且难以长期延续。
　　在学科谱系“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性科学—理学”中，文理交叉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总体发展趋势应该是从初级向高级演化。
　　初级的是“多学科研究”。随着学科不断发展，学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某些问题或领域中，大跨度的文理学科开始汇聚，如哲学—人文与技性科学（工信农医海等）或理学学科。“多学科”阶段，如何找到共同研究问题或研究对象是关键。多数研究中心或平台机构是依据共同问题或研究对象组建。但是，多学科往往是多头同时研究，各做各的，相互之间缺乏协同与互补，因而容易从多学科退到单一学科。
　　中级的是“跨学科研究”。多学科会聚往往引发学科竞争，“跨学科研究”其实是学科竞争和对抗呈现出来的现象。“跨学科”阶段，如何找到共同的研究方法是关键。“人文+科技方法”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方式。这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人文研究方式，与传统内省式、反思式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但是，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或者是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解决本科学的问题，或者是用本学科的方法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其实质都是“主学科扩张”。这导致跨学科研究各方受益不均，往往是主学科一方受益大，其他学科受益小，因而相互之间的合作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机制。
　　高级的是“交叉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是让交叉各方共赢的方式。因为，对于交叉各方而言，交叉学科研究是新出现的空间，可以同时成为交叉各方新的学科增长点。这对于任何一方的学科建设非常有价值，意味着原始性学科（领域）的开启。
　　通过上述三种文理交叉研究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交叉学科研究才有可能在智能革命中保留哲学—人文的种子。在多学科研究阶段，如果哲学—人文没有抓住机会与智能科技结合，最后就是各干各的。当智能科技绝尘而去发动智能革命后，哲学—人文的命运是被抛弃到故纸堆。在跨学科研究阶段，如果哲学—人文只是一味反抗科学主义侵袭而没有主动参与合作竞争，或者一味要求科技只为己服务，最后就是制造哲学—人文与智能科技的对立甚至冲突。历史经验一再表明，科技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哲学—人文的力量相对纤弱，哲学—人文的命运是被打倒在故纸堆上。
　　在交叉学科研究阶段，如何培育有助于交叉且创造新内容的创新文化是关键。哲学—人文与智能科技进行集成并演化，其间会涌现出新的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尚不明确其中的规律或机制去推演哲学—人文与智能科技产生的“新生儿”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性，但是，我们有一点很明确，智能革命背景下，哲学—人文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智能科技及其工业革命展开，如此哲学—人文才能以“时代精华”的形态存在且保留种子，而不是成为故纸堆的“人话传说”。简单来说，这样的理想状态是一种“无科学，不哲学”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哲学—人文研究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是一种全面复兴的契机。当代中国的哲学—人文研究可以五四运动作为起点。当初引入“赛先生”“德先生”的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的传统研究，以适应现代化世界大局。经过百年历程，“德先生”在中国是大局已定，开始着力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那么，中国的哲学—人文研究剩下的发展大方向是“赛先生”维度，即现代科学技术。在未来智能革命背景下，中国的哲学—人文研究的大方向是智能科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包括且不限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生物科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科技已经开始冲击现代化世界大局的“人”的概念。当“人”的概念发生重大变迁，现代化世界大局也将发生重大变迁。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人文研究而言，它不仅可与智能科技交叉产生新的研究领域，还可以在现代化世界大局变迁之际挖出已经在故纸堆中的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人文思想与智能科技交叉而获得新的种子——新的研究增长点。如此，中国哲学—人文研究的“生命”才是完整的。
　　（潘恩荣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仲英青年学者；张为志系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